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连载五十九
全国兵团体制的调研
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就边境问题达成口头协议，次年10月-11月，双方重新互派大使，展开新一轮边界谈判（即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
1972年9月，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因为生产效率低下，产量不佳等诸多原因遭到撤销。
1972年，有诸多相关部门对兵团建设展开调查，农林部对兵团橡胶生产情况做出细致调查，在后续的报告中对广西、云南、广州、福建兵团橡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
同样，财政部审核了黑龙江、内蒙古等兵团的财务状况，7月21日做出了《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关于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的调查报告》，同样指出了兵团建设中存在的诸多财政问题。
5月到6月农林部派出3个联合调查组，到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浙江等兵团基层调研，向国家上报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了兵团建设的诸多问题。
普遍存在、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亏损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亏损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是兵团遭到撤销的重要原因。
虽然每个兵团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开垦的土地和耕作的作物也有区别，但兵团的亏损确是共有的问题。
对于黑龙江兵团而言，理论上北大荒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又有健全完善的农垦系统，应当不会出现这一问题。
但事实上，被寄予厚望的黑龙江兵团同样落了“窠臼”。
1973年是兵团“多事之秋”。正是兵团成立后的第5年，潜在的矛盾都爆发出来。
这一年，大雨连绵，春涝严重。机车无法下地。播种期延长20多天。
到5月底，全兵团共播种114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66.6%。全部耕地只播了2／3，扔了1／3。
在这凄风苦雨的季节里，由总政治部、沈阳军区组成的调查组，前来二师十六团调查该团2名现役军人迫害女知青的事件。
6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个事件引起了巨大反响。
7月，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召集各大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代表开会，强调要严肃处理摧残知青的恶性事件。1973年8月22日，沈阳军区在十六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迫害女知青的两名现役军人死刑，立即执行。
在生产上，兵团5年经济状况是：
筹建兵团的1968年，当年盈利1347万元；以后5年均亏损，到1973年,分别亏损额为1.34亿元、1.54亿元、0.83亿元、1.06亿元、1.97亿元。
也就是说，把垦区的老本吃掉了，组建5年，总亏损6个多亿。粮豆平均亩产，由1968年的217斤，下降到1973年的128.6斤。粮豆总产，由1968年的26亿斤，下降到1973年的18亿斤。上交粮豆由1968年的15.5亿斤，下降到1973年的4.7亿斤。兵团经济跌入低谷。
1973年9月26日，黑龙江省粮食局鉴于北大荒这个国家商品粮基地上交商品粮逐年减少，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列举了兵团5年来粮豆生产和交售情况，并指出1973年兵团粮豆产量和征购粮减少。
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看了这份报告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们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希望农林部和黑龙江省委抓一抓这个兵团的工作。”
1975年春天，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兵团从各方面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具体表现在：大胆地起用原农场管理干部，部分地恢复了废弛的规章制度，重新强调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还允许职工种少量的“园田地”，也搞起“工资改革”的试点了。
如果说1973年是兵团多灾多难的一年；那末，1975年是经济复苏和大有转机的一年。这一年，由于土地面积的扩大，兵团粮豆总产已突破历史最高水平——38.7亿斤，平均亩产达到231斤，上交粮豆第一次突破20亿斤，达到21.3亿斤，经营状况由历年亏损转为盈利，达9177万元。
兵团的成就不仅在于后期的农业经济复苏和回升。在工业、交通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发展。一批原来由“东北农垦总局”筹建的大工厂，在兵团时期迅速建成，如1969年兴建的浩良河化肥厂，1970年建的小岭水泥厂，1971年兴建的林源炼油厂……其他如糖厂、造纸厂、肉类加工厂、煤矿等的建立，对垦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兵团还利用它那军事化的特殊优势，集中兵力，修筑了砂石公路2600多公里，加上遍及垦区内部的6000公里土路，100多座永久性桥梁，5000多公里土路联结成网。特别是二扶公路的修建，全长135公里，1969年11月竣工，对边陲的开发、边防战备和沟通扶远、饶河、同江、富锦以及农场与内地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公路相互联结成网，使垦区长期遗留的交通困难问题，得以解决。
总之，兵团在黑龙江省是一个令人敬畏而羡慕的庞然大物，是党政军大权合一的，工农商学兵一体的，无所不包而又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经济实体和半军事化组织。
1975年3月，农林部、财政部在银川召开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
黑龙江兵团成为当时全国12个兵团中除新疆建设兵团外最有实力的一个兵团，它向与会代表显示了1975年的规模：耕地面积：1915万亩；总人口：129.2万人；职工人数：58.8万人；拖拉机：9388台；联合收割机：4621台；工农业生产总值：10亿元；经营盈利：9477万元。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传来了消息：全国兵团有可能要陆续改变体制。自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军队要整顿”。兵团显当其冲。
首先，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农业管理经验。被管理者多为城市知识青年，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一开始他们也担任一些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职务，但随着兵团接收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劳动力增加的幅度超过了生产总值增涨的速度，导致在当时不能有效解决的管理问题。
大批知青缺少该有的基本劳动训练，甚至存在一个机务工作组都没有一个接受完备训练的技术工人的情况。
管理体制的变革，二元化局面到一元化的改变兵团建设之初，就面临着二元化的局面。
一方面它的职能是二元的，既要戍边又要屯垦，既要保卫边疆又要建设边疆，既要生产建设又要思想建设和国防建设。
另一方面对它的领导也是二元的。
1968年，由军区现役军人为管理主体，知识青年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建设兵团取代了原由农垦局为管理主体，转业、退伍军人为劳动主体的农垦系统。
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大军区建制下的兵团，军区管理行政、思想教育工作，计划生产、投资建设却又归黑龙江省管理。
实际过程中究竟是侧重于戍边还是侧重于屯垦的争论一直不停，军区和地方委两个管理机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不断加强一元化的建设，国家以及黑龙江兵团都有过一些变革。
1973年8月，兵团从沈阳军区移交到黑龙江省领导，全称也由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变更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会后，黑龙江兵团内部开始启用原来属于地方农垦系统的干部，实行“工资改革”。这些举措是富有成效的。
1975年，由于土地面积的扩大，兵团粮豆总产到达38.7亿斤，上交粮豆第一次突破20亿斤，达到21.3亿斤，经营状况由亏损转为盈利，为9177万元。但这样的改变仍然不适应时局和潮流，戍边仍然属于兵团任务之一。
1975年12月27日，由黑龙江提交的关于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而正是这份文件得到批复，让原有兵团变更为国营农场，戍边和屯垦的二元职能才被边防军队和国营农场分别取代。
现今，于1981年重新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实行计划单列，就是吸取了二元化管理弊端的教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图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已随1976年的《请示报告》批复而终结，八年的短暂过往弹指一瞬间，但北大荒开发的历史仍在继续，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接替了黑龙江兵团屯垦边疆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