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7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7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4个时期：(一)平型关战斗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5周年;(四)抗战5周年至第七年。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个时期―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25日)至武汉失守(1938年10月25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谁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的老计划，由东北4省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集12个半师团的兵力，为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第14师团、第16师团、第20师团、第108师团、第109师团、第114师团、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1师团、第2师团、第4师团、第8师团之一半，近30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20又半个师团的3/5的兵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由北而南，长驱直人，未及4月，即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凤南溃，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河北的杨秀峰、山东的范筑先，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深相结合，就象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便防守。同时又提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日号，进行培植伪军、伪政权和惊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日本侵略军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6师团全部及第王师团、第2师团、第4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外，复增派7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2师团、第11师团各一半，第21师团、第23师团、第104师团、第且10师团和第2、第3、第4、第5混矿旅团之全部〕，并另将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下旅团等3个旅团扩编为3个师团(第25、26、27师团)，在华北兵力为18个半师团，约40万人，较战争第1年增加了6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30又半个师团的3/5。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铮，尚不知我军特点和厉害，在战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的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中国军队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改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1000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10余次，以1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5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思想指导下.被我一一击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更加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1938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修复的铁路，有平绥线、平汉线、北宁线、津浦线、同蒲线、佗里(良乡至佗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县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丰乐镇至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10线，约27胜公里，新筑(北)平古(北口)线146公里，合计2938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等组织的伪蒙军及翼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好齐燮元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为洽安军)，初仅有4个连，至1938年底已扩大为5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此外，敌军曾大事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伪护路保安队等，至[938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7万人。但系统复杂，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4.5万人)为我八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下75万人，当时土气一般的还好，而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口之战，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伶麟阁、郝梦龄即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久远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形成处处招架，也就是处处挨打的形势。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不知搜刮了多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地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故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凤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登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在城市和铁道交通线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地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先生亦退至黄河以西。被敌人截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第93军(刘戡)的56师，也是惊慌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宫僚政客，一闻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天天，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卑膝以事敌人者，如王克敏、齐燮元、潘毓桂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8万人，8月25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3个师的番号，按4.5万人编制和发铜，即第115师、120师、129师的番号。G9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杭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被7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由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甫抵前线，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我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精锐的坂垣师团1000余人，创开战以来的胜利纪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口友军防地突人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迁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太原。此时，我115师光复冀西、察南10余县，120师数度占领雁门关，129师则袭人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供绝，死伤极重，大有被歼可能。狡诈之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进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129师闻警驰援，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机断行事，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崖底、广阳连打了3个胜仗，打开了敌人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之第3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太原失守，即有计划地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渗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击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与爱国人士，配合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名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钳制敌人的调动，如1938年3、4月晋东南129师反对敌人9路围攻，长乐村一战，歼灭苫米地旅团主力，并使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发生很大的困难;g9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击敌3万兵力的25路围攻。曾击毙敌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地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培植的爪牙―伪军，计1938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人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2、3、4、5月、129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等约5000人;3月31日，129师伏击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焚毁敌汽车180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正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7月6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平汉诸铁路，激战3天2晚，毙伤敌1400余人，炸毁北平城西北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7月16日，唐山矿工在我党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1周年，我宋、邓支队进人冀东;冀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20万人的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10余县城;我129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启全禄部，9月，115师陈光旅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8月13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10月3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青岛)济(南)路50余公里……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几个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杭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1000万以上。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其后方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1938年8、9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中国抗战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1938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比个半师团，曾调走第5、10、14、20、109等5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但旋即新增第32、35、36、37、41师团，第6、7、8、9、10、15混成旅团，及第20师团之一半，共计8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22个师团，44万人，较抗战第l年(1937年)增加了9个半师团，较抗战第2年(1938年)增加了3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1939年初为48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二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其间阴谋层出，不断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唱“百年战争冲，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1939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之的9年9月，多田骏上台后，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征战。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以辣椒水灌鼻，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的境地。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地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2、第3两周年，敌对华北1000人以上的“扫荡”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50万左右。其中1万人至2万人的“扫荡”有7次，3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两次，还有1次6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地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楼。1939至1940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1870公里，新建铁路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477公里，合计2347公里。新建公路有(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日)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1.56万公里。新建碉楼据点2749个，1940年即较1939年增加4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与清代曾国藩“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副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惊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办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根据地割裂成井宇，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回旋地区。此外，敌人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或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故“扫荡打愈繁，“囚笼”愈密，而“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汪逆精卫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地有计划地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为大股。1939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主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方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井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1班敌军控制l排伪军而据守、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协助敌人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主及内战时期“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1940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14.5万人，较第工时期内约增加1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的35军游击支队丁其昌、东北挺进军白凤翔，相继率部约1.3万人投敌;豫北的CC分子张岚峰，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上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走向法西斯。1939年春，颈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9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好党”，八路军遂被稼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了一个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枪(州)石(家庄)路、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幼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的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地向我军“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张荫梧、秦启荣、赵云祥、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使和特务阴谋的活动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已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于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人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薪钩63万元，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好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l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邦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1939年冬的第1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的1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其与日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全军宫兵对此多数表示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做宫，诚为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这在以后看得更加明显。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顽固派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声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三)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夭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杭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1939年5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军在上下细腰涧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9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10月，敌以2万兵力，分12路向边区进攻，血战43夭，将敌击退，并于沫源黄土岑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级军官之第正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5次围攻，1039年4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我贺龙师长中毒负伤。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1938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工939年l月至6月，粉碎了敌人3次“扫荡，，冀东于1939年3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7月间，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人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1939年7月，敌以6万之众发动9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人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签底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1938年至1939年年底，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扫荡”，兵力由l,5万至3万不等，井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1939年2月，刘伯承师陈赓旅之一部，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1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的先例。在山东，自我115师之一部于1939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6月，敌以2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8月，梁山战斗，我以1个营歼敌300余;1940年1月，敌以3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1939年2月，粉碎万余敌的6路进攻，6月，我120师358旅歼灭静乐敌600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阶。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7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120师健儿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乎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坏等之具体分工，破击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有战役性的破击，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河流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抢石路、德石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5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l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l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l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l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l条平绥路，或l条半同蒲路，3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2米，宽1.7米，刚好可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l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1940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8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至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象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为反对“囚笼政策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6种办法：(1)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2)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3)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4)利用坑道进行爆炸;〔5)地道龄，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歼灭之，大股敌我则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6)利用地窖封锁，并利用坑道钻人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籍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1940年8月20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这是一个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系在统一的计划下各地区同时发动的，时间整3个半月，使用兵力达105个团，战线之阔，包括有晋、翼、鲁、豫、察各省。先后受我打击的敌军有第110师团、25师团之全部，第26、33、41师团之各两个联队，第37师团、35师团之各一联队，第l、2、3、4、5、7、9混成旅团之全部，第6、15混成旅团之各一部，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胶济、白晋、石德等8大铁路，均被我破坏得支离破碎。

此役共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自J940年8月20日至0月10日，为交通的总破击战，重点是在正太路。我晋察冀军区部队与129师主力，同时通过和深人根据地的纵深堡垒线，突然出现于正太路上，以有组织的行动，扫清沿线据点之敌人，将沿路的重要桥梁、车站、隧道、水塔等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或毁或焚，敌半年后始完全修复。第2阶段自0月20日至10月上句，继续进行交通破击战，惟重点置于交通线两侧和深人我根据地内之敌据点和交通线，其中大的战役有晋冀豫的愉〔社)辽〔县)战役，晋察冀的徕(源〕灵(丘)战役，冀中的任丘战役，冀南的破击石德路、邯济路，晋西北的同蒲路之宁武南北段的破击等。第3阶段自10月6日至12月5日，以反“扫荡”战为中心，在各地次第展开了大的反“扫荡”，时间不一，此阶段内我军又打了几次歼灭战，如关家地歼灭战等。

在百团大战这个大的进攻战役中，我军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理0了人;消灭敌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煤矿‘5所，仓库J1所，争取伪军反正者1845人，日军投诚者47人，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

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潜在力量的无限伟大，并证明毫无接济的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整个中国战场，抗战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第三个时期―百团大战后(1940年底)至抗战五周年(1942年了月了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21、41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33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新增了第17师团，并将第10、场混成旅团扩编为第59、69师团，经常保持着15至17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力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扮.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人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我根据地，似傅于进行大的“扫荡”;而“扫荡”的目的则是摧毁我杭日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

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4、5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89万人，较前增加又倍。其中l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巧次，亦较前增加l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a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1941至1942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752公里，公路发展至373引公里，封锁沟培增加至11230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7801个，尤以平原地区为繁密。1942年10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墩也修成1L86。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6倍，地珠外围的l/4”。其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坝，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抱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人，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敌我“交通斗争”与我百团大战对敌之沉重打击，敌人对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琅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_匕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沟，深2,7米，宽4米，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仍可通行。电线杆用钢筋水泥加固，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不断地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蜜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伪军在1942年达34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15.7万人，多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1)“治安强化运动”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汽之心，便利于我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2)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地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只得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人不可挽救的悲哀;(3)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沮丧与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亿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日寇在绝望之中的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造成的，反之，有许多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敌人这个政策的名字，就是一提到都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几敌人军行所至，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掉。八路军兵士或抗日干部被俘虏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战犬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割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日寇对中国妇女任意强好，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以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功效’;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加坚定，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二)友军情形

在第1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像各省的，号称80万大军，实际上约有48万至50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家钮等部约25万人，晋冀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等部及地方纵队约8万人，山东有于学忠、沈鸿烈、秦启荣等部及地方保安队约15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招架与应付，求得“和平共居沙，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信使往返千乎津，太原、新乡，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则视之若眼中钉，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第2次反共高潮时‘皖南事变)，复派43军与61军袭我太岳，1942年李仙洲之奉命率部人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在“和平”谈判不成时，即继之以军事压力。1941年5月7日，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三日而敌人尽占温县、孟县、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川万之众，有第30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3、9、17、80、93、98之各一部均行投敌，为数约2.2万人。与此同时，日间谈判失败，敌人进攻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1军被击溃，第51军的I个团被消灭，骑l师师长赵瑞，骑2师的团长杨诚，都率一部投敌。1942年6月，敌在“扫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5军暂3师的两个团溃灭，第27军45师馈不成军，预8师在当时仅得保存2q00人，新5军副军长刘月亭率部3000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第朋军军长毕泽宇率3个团(约5000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司令孙良诚率部6000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率部3个团投敌：暂编2师师长张步云率部800人投敌，暂编30师师长赵云祥率部4000人投敌，山东警备第3旅旅长、cc分子齐子修率部8000人投敌，新5军划币团长王夭祥率部1个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的有杜心斋、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蜚砚璞、成建基、董鸿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璞、蔡吾康、李歧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地方武装(保安队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40万人，而I94l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期，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1942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锐减了1/3，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人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刀，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巩固坑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千部和武器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帮助他们发展，帮助他们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因而1941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几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敌进也打，敌退也打，不断地袭扰敌人，截住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地制造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地集结主力之一部，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地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粉碎的。

比如，l941年11月，敌以6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汁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250公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3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1942年4月，敌以5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锯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1042年5月，敌伪以8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行“铁壁合围”，起初因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赶走了。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刀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配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食。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奠无县的北喉村，敌人便死伤了700多人。在后面，我又以武装深人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人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如此对付的方法，至1942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与老百姓却经常会面，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访问伪军家属，通过他们以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路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之不敢随便人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散伪合作社、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故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或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抬安区”永远不安，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抱影。比如，敌人1斜2年拟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1/l0(太谷县预定征粮6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3000石，仅及预征额的1/20)。在我政治攻势宜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土死啦的卫”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兵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4、第5两周年，我俘虏伪军33296人，反正的有9484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的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墓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办法，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14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37、110师团和独立第7旅团、骑兵第4旅团。第11O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7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37师团原在晋东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69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而原第69师团所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13旅团和特务旅团所接替;骑兵第4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肠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35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4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安强化运动”破产后，1943年3月，故提出新的诱降政策，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企图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是为“治安强化达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较为“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6、第7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1000人以上的“扫荡”共177次，使用兵力为61.62万人，1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即更带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前激增，总数达47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7个集团军扩大为12个集团军。1943年冬，敌人更大事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井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24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吴化文(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晋豫边的侯如墉等。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失败中取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以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历，更为丧心病狂地采取与敌寇“联合反共”,“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根据地的称号)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和敌人的“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陪，若即若离的态度。书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而迫其“明朗化”。1943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有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18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户义敖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5军军长孙殿英、预8师师长陈孝强、新4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处参谋长宁春霖，2纵队夏维礼、3纵队秦启荣、4纵队侯如清、9纵队李旭东、胶东4纵队王尚志、绥西伊盟游击军张励生等，都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纷纷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l5万人。许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器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齐地公开地奉献给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反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第36师)、赵保元(暂12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号称25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1500人到1800人，大部都背靠后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l个61军，为进攻八路军和决死队，于去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攻晋东南，形式上好象是在敌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也就无所谓了。

(三)我军情形

L94l年至1942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下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基础。我价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宜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地主动出击敌人，打击敌人爪牙―伪军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1943年4月与11月两次粉碎敌2万人的大“扫荡”。晋鲁豫太行区，曾于1942年10月与1943年5月，在4次反“扫荡”战中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雷战、石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13个日本兵，每5颗子弹打死l个日本兵，总部警卫团第5连与民兵相结合，100余人打死了123个敌人，自已仅有数人伤亡。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9月到12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3个半月的35万敌人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而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屯裱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我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艰苦作战，一面争取每走分钟时间从事生产，最后终将敌人赶走，井完成了秋收和屯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10月和今年2月至4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1次在山海关附近，第2次在锦(州)热(承德)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地区，今年4月复攻克沁水等县，前后解放国土1.6万平方公里，我军先头部队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春收复林县、榆社，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宰县、菏泽等县，并经武工队的活动，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100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l年中消灭了敌人581个据点，恢复和开辟了3000个村庄;冀中，我连克任丘、肃宁、高阳等拍余县城。敌人据点在1942年为1343个，至今被我消灭得只剩下4肠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热河之凌源、承德，新开碎了将近1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已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8月，太行我军出动讨伐伪24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毙俘伪新5军6000人，伪副军长刘月亭为我击伤，11月，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10军第3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2方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2方面军甄参谋长以下官兵1600人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36师71旅，攻克翰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1200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去年冬至今年春，曾3次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将吴逆总部各处及伪46、48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13个团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2000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的再次开拓和发展的时期。

我八路军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2/6至3/5(伪军30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22个师团。

7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平均每夭与敌人作战29次，共毙伤日军351113人、伪军239052人，俘日军2407人、伪军148726人;争取日军投诚者115人、伪军反正者49461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189028支，轻重机枪3120挺，各种口径炮489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7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州6593人，阵亡103186人，日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2与l。

经过7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5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5个大的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1100公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900公里，包括晋、冀、察、鲁、绥、热、辽7省。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多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3%强。民兵的前途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7%，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3%，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150万兵力。人力方面在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只占l/3，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35个村庄的调查，由1937年至1941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28.37%，上升为中农的占10.28%,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18.57%，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7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民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7年来，敌人对我华北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手段，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彩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白劳日拙而已。我们井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7年，是有其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续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路沿线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7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在对付我们的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城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整个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乎、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好，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祛。但汉好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凉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杭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不得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应该是属于优势的。但是，可惜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相反的，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限，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冲、“二鬼子气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丁捆绑的办法口部队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宫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谬，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根磨擦，以便驾驭。故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子劣势，技术和装备远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击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独能巍然屹立于敌后，制胜敌人的秘快。

我们相信，如果在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上，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必增强百倍、如某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它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恨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饱、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将无法控制，敌人将会更多地被我们箱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的增强，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