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王超北7 周恩来示意我建地下秘密工作室，但要一笔巨款

大莲花池街7号不奇又奇的院落

西安市北城大莲花池街7号(现为63号),有一座坐东面西的院落。这座院落，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长安自古帝王都”。它虽然靠近唐明皇的兴庆宫，但它既不是金碧辉映的帝王宫殿，也不是高大的宰相府第，而是普普通通的“寻常百姓家”。

然而，它却大有文章：“奇乎?不奇；不奇，又奇。”

说真的，这座看来似乎很普通的房子，却又很奇特。不仅奇特，而且还有点神秘色彩。你看，在蒋介石、胡宗南的血腥统治下，在多如牛毛的中统、军统特务及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从这座房子里却不断发出飞向延安的红色电波。

西安的最高统治者胡宗南手下的一伙，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搞清这座房子的秘密，但直到蒋家王朝崩溃，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也始终没有揭开莲花池街7号的秘密。这不确乎奇也哉吗?

现在就让我这座房子的主人，来“揭开”它的秘密吧!

莲花池街7号，是解放前中共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的所在地。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把胡宗南集团的军事、政治情报传送到延安统帅部的红色电波，就是从这里发出的。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的接收站。我们把延安新华社的广播记录下来，在这座房子里的地下印刷所中，印成《人民之声》在西安发送。

先说说建筑这座房子的缘起吧。

1931年秋。经宋绮云同志介绍，叫我同上海地下党派来西安的代表严佑民同志见面。由严佑民同志与中共陕西省委协商，征得我本人的同意后，调我去上海接受隐蔽工作的短期训练。训练结束后，我归上海党组织的老吴同志(即王世英同志)领导。

在上海训练时，领导同志介绍了党在上海地下斗争中使用的秘密工作室。这种秘密工作室是从里弄的门牌一号大门进去，上到屋顶夹层，走到弄里的最末一号的屋顶夹层，然后下到秘密的房间。据领导同志讲，这是苏联建筑工人专门替我们党修建的。这对于我后来修建莲花池街7号的秘密工作室，有很大启发。

1939年以后，蒋介石集团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在长期的地下斗争活动中，我觉得应该建立有特殊结构的秘密机关，以便保卫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保存党的秘密文件，躲过敌人的追捕和搜查。但使我深感需要建立秘密工作室的，还应从周恩来同志的启示说起。

周恩来的启示

我最早和周恩来同志联系始于30年代。

1936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不仅被服粮食供应困难，医药卫生器材和军事通讯器材则更甚。周恩来同志指示陕西地下党组织要大力支援。

当时，我在西北军张汉民部任军需主任。闫揆要同志任特务团团长。我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汪锋同志是中央派到西北军杨虎城部作统战工作的。他向闫揆要和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上述指示。

听到传达后，我们一方面对红军的胜利到达陕北，感到无比高兴。同时，对中央红军供应困难感到不安。我们便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为解决中央红军供应的困难做出努力。

经闫揆要和我商议，我以替西北军购军需的名义到上海采购医药卫生和军事通讯器材，购到后运回陕西，转送给中央红军。中央收到这批物资后很高兴。周恩来同志在1936年9月23日写信给闫揆要，表扬了揆要和我们的工作。

并对我们这些在西北军工作的党员，就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原信如下：

揆要同志①:

作宾②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前次你与王兄③运入各种货物，亦均收到。

党的最近主张，除汪兄①带去文件可以参照外，一切托汪兄面达。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②造成××军③中的抗日中心力量。

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

余事于电信通后再告。

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①闫揆要，1904年生，陕西佳县人。当时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在国民党军队做兵运工作，任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团长。

②作宾，即孙作宾，1909年生，陕西长安人。当时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

③王兄，指王超北(1903——1985),陕西澄城人。当时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

①汪兄，指汪锋，1910年生，陕西蓝田人。当时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

②指特二团。

③指十七路军。

此信闫揆要曾同我说起过，但时间和内容已记得不大清楚。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正式公布了此信。当时和我一起运送这批物资的还有武志平同志。

武志平当时在闫揆要特务团任文书。他是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现已去世。武志平曾撰有专文记此事。

武文说，周恩来信中所说的，“你与王兄运入的各项货物”,有当时功率最大的电台、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新式照像机、医药卫生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足足一大卡车。

货从上海运到西安后，闫揆要派团部副官主任雷展如用大卡车接送。经大荔、澄县、壶梯山，送到黄龙山，红军派骑兵来接运。

一路负责运送和联络的是王超北、武志平和交通员学逵(庚申)、萧德。澄城县的书记张鼎安及地下党员吴卜亭、刘正基等，也参加了运送。

此后，恩来同志和我又有几次联系。在一次联系中，周恩来同志示意我要建立地下秘密工作室，以适应斗争的需要。

那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1939年，周恩来同志由延安去重庆，路过西安。随他同行的赖祖烈同志，在到了火车站以后，因为有事，又返回到我的住处——雷神庙街5号。这样，我的住所和我同党组织的关系，也就被跟踪的特务发现了。从此，敌特开始了对我的住所的监视和侦察活动。

为了应付敌特的突然袭击，我就在当时的住地，辟了一间简便的秘密工作室，用来保存党的机密文件。有一次，敌人突然搜捕时，我也曾在里面躲藏过。这间秘密暗室仅容得下一个人。而且除入口外，别无出口，保险系数很小。从长远的地下斗争工作考虑，如果有条件，应该修建一座比这更理想的秘密地下室。

后来，周恩来同志再次路过西安，我即把赖祖烈同志回到家被敌人发现的事告诉了他。并告诉他有一次我是躲在暗室,里脱险的。

周恩来同志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下，说：“嗬!够险的，那你就考虑一下，是否多挖几个暗室，来个‘狡兔三窟’!”

停停，他又说：“胡宗南的卧室之旁是不允许共产党入酣睡的。必须有个巧妙的隐蔽的地方。”

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促使我决心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秘密工作室。1943年，当我们向他汇报了莲花池街7号秘密地下工作室有三个进口和两个出口时，周恩来同志满意地说：“好，这样安全的系数就大了。”

并风趣地说：“这就叫做‘狡免三窟’!”的确，有了这个秘密工作室，就像兔子做了三个窟，你从这里进来我从那个窟逃走。加上我们在市内建立的群众掩护网点，西情处在西安市内的对敌斗争，有了广阔迂回周旋的余地。

敌人虽然对莲花池街7号有很大怀疑，把它列为“特种户口”,但敌人只知道这座房子的男主人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而不知别的；只知男主人名字叫王超北，而始终不识男主人的“庐山真面目”。

一万六千大洋

要修建一座理想的地下斗争秘密工作室，需要一大笔钱，从哪里取得这笔钱呢?

说来也巧，不久，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巨款。

我的父亲是一位政治思想很保守的地主，他反对我参加革命。为此，他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他死后留下一笔颇为可观的遗产。我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这笔遗产便由我继承。

他逝世三周年时，经中共驻西安代表林伯渠同志的批准，我回原籍澄城县呼家庄，继承我父亲的遗产。我父亲生前把大批银元和大烟土，合计约有一万六千大洋，埋藏在地下，埋藏地点只有我继母知道。他告诉我继母，在他死后由她告诉我，以便能增进我与继母的感情。

这笔现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汽车运到西安。我曾向林伯渠同志提出：把这笔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林伯渠同志说，你还有继母在世，不应这样处理。并指示，必要时，可以移作我的秘密工作活动经费。

我就利用这笔钱购买了遭日寇飞机炸成一片瓦砾的大莲花池街7号房基地。接着，又购买了同样遭日寇炸成瓦砾的王家巷24号、24号甲及25号三处房基地。四个号门连在一起，成为南北、东西方向、面临两条马路上的一块曲尺形的房基地。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

我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进行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工程的蓝图是我自己绘制的。西情处负责保卫和交通工作的梅永和担任监工。建筑工人主要是由骆伯安从他家乡临潼县雇来的。

为了保密，按照设计图纸分段分期施工，每修好一段，就以资金欠缺为理由，把负责这一段施工的工人辞退，然后再另雇一批。

地下室的绝密工程和关键部分，如打通莲花池街7号和王家巷24号甲之间的地道工程，都是我自己和梅永和亲自挖掘的。这样，除我自己外，即使参加修建的人，也不知道地下室的全部秘密。

这座秘密地下建筑，地面是四幢独院独门的房子，地下是纵横交错的地道和地下室。从1940年秋季开始动工，到1943年春天才全部完工。

这件事，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的《林伯渠传》第235页，也有记载。摘录如下：

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

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

深邃曲折的地道

这座建筑分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地下部分主要是地下室和秘密交通地道。地下室修在莲花池街7号后院的地下。用一比三的灰沙砌砖。离地面5.7米。

里面有两个窑洞，即地下工作室。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用于存放秘密电台。窑洞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空气的天窗。天窗就伪装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中午还可透进一丝阳光。

此外，还特意挖了两口水井，一口是明的，原是一口枯水井，在后院地下室的东北角，供传达消息和吊伙食之用。通过井口，可以随时和地面联系，另一口暗的，在后院地下室的西北边，供大小便和销毁文件之用。

地道有三个秘密入口和两个秘密出口。三个入口分别设在我自己的住室和吃饭的地方。一遇到紧急情况，便马上进入地道。地道的入口都伪装在壁柜里面，一有警报，打开壁柜里面的活动板块，即可迅速进入地道。

出口则通向王家巷24号，梅永和家的炕底下。如果人从王家巷进来，出口即成入口，入口则成为出口。

地下室的地道很窄，只能一个人下去，不能两人并行。重要转口部分，需要爬行才能通过。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把先下去的第一个敌人打死，他的尸体就自然地堵塞了地道。后边的人再也无从进去。

在接近收发电报和印刷文件的窑洞的入口，又另有鹞子翻身设施。人进到这里，须爬行进入一个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以继续前进，洞口设有三寸厚的榆木盖，木盖上面还有两个近二百公斤的青石碌毒。进入窑洞以后，只要盖好木盖，再压上青石碌毒，敌人爬在狭窄的地道里，无法使用任何凶器。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别想进入窑洞。不要说人进不去，连水和毒气也无孔可入，就是敌人进行爆破，顶多不过毁了地下室，里面的机密，敌人仍得不到。

至于地下室里的人，可以从地道通路随时脱身出去。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当敌人来搜捕时，我或者在地下室里继续工作，或者从出口处出去，然后混入人群，大摇大摆地在西安市大街上行走。

曲径通幽处

地面上的部分，主要是掩护地下室的。大莲花池街7号包括三座院落，三道大门，一个偏院，大小二十几间房子。

从外面看和西安城内一般居民住房没有不同。但这是经过特殊设计的，7号里面有前、中、后三座宅院，前院是南北两排厢房，北边一排三间住着一户同情共产党的房客，南边一排三间，堆放着家具。

中院北边也是一排厢房，住着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南边则是一座小花坛。

后院是三间不高的两层楼房，这就是我自己的住房，我和妻子李天筠及孩子们便住在这里。

从大门到后院我的住房，须经三道门三座院子，这一段路大约要五分钟，才能到达我们的住房。大门内的厢房，设有秘密电铃，这里住的房客，表面上和主人没有多少来往，关系似乎很疏远，实际上是专管报警的同志。

当特务突然来搜捕时，负责第一道大门内报警讯号的同志，就随手按动装在床头的秘密电铃，当敌人叫开大门进入前院时，我听到铃声就可准备进入地下室了。

待敌人叫开中院、穿过后院的大门，进入上房时，就别想看到我了。我们戏称这条三院三门的走道为“曲径通幽处”。

我曾为此写了一首小诗。诗曰：

曲径通幽处，庭院机关深，

敌特虽狡险，主人何处寻?

后院有一道花墙挡住我的住房。白天，三道大门都敞开着，女主人——就是西情处住机关的李天筠，便坐在上房门口，装作做针线活或逗孩子玩儿。抬起头来，通过花墙，一眼就可以看到前院来的人。

地面上的房子，也有专门架设电台的地方，上房后面的那间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小洗澡间，即藏着很大的机密。洗澡间的天花板，是由一块块木板筑成的，靠近门的一块是活动的，揿起这块小木板，就可以看到暗藏的电台。

在后院上房，通向楼上的几十个木制阶梯，中间有一个阶梯是活动的，推开旁边的木板，内有一暗箱，里面可以放密码和枪支。

后院大门上边的木板，也可以揿开，里面的空档处，也能存放机密文件和自卫武器。这些秘密设施，由于伪装巧妙，尽管敌人多次检查，敲壁测房，都未能发现。

从外面看，莲花池街7号与王家巷24号、24号甲及25号是位于两条马路、四宅四门。彼此各自成为一座院落。实际上，却是一个整体，不仅地下彼此相通，而且地上也互相成为犄角。

住在王家巷24号甲的，就是梅永和一家；住在王家巷24号的，是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人士薛定夫老先生一家。住在王家巷25号的是党的进步朋友张酒华医生。我们家同梅永和家的卧室，只有一道木板墙隔着。

我家有事，拍一下木板墙，梅家便知道。我从7号偏院也可以越过墙，进入梅永和家。我在外面联系工作，收集情报回机关时，也常常进入王家巷24号甲的大门，然后架起梯子翻过墙或通过地道，回到莲花池街7号。

地下工作室建成后，莲花池街7号就成了西安情报处开展情报工作的指挥部和联络站。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加上有了这样的秘密地下工作室，西情处就成了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行者。

7号院的女主人

大莲花池街7号，虽上有电波飞渡，下有地道纵横，内藏巧妙机关，深邃莫测，但是不管这座建筑多么巧妙，那是死的，没有人，就没有灵气。有了人，有了灵气，才能使这座特殊的建筑物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7号院的灵气，就在于女主人——李天筠。7号院建成不久，便引起了西安警察局的注意。为躲避、防范敌人搜捕，户口本上，我是户主，但长期在上海做生意，从不露面。这座院落全靠女主人李天筠支撑。只要敌人来7号查户口，我就立刻躲入地下室，我虽是7号院的建设者和工作主持者，但我只能在幕后指挥，前台演出全靠李天筠同志。

李天筠是我生活上的亲密伴侣，同时也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忠诚战士。她和我同舟共济，并肩战斗，数十年如一日。她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干的都是一些琐事，但都与革命工作相关，有许多不平凡而使人终生难忘的事。

1.亲密的伴侣，忠诚的战友

李天筠，1908年12月27日(农历腊月初五)生于陕西澄县郭家庄，离我家呼家庄约七、八里地。她家境很贫苦，一家五口人只有几亩薄地，遇到干旱就颗粒不收。她的父亲李保青，给地主当了近一辈子的长工，她母亲很早就去世。她是由她的外婆养大的。兄妹三人，弟李兴堂，妹妹就是梅永和的爱人李雪吟。1929年，她离开家乡来西安参加秘密的革命工作。1935年参加共产党，住机关负责掩护工作。

1924年我们俩结婚。虽然我们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的，但婚后彼此感情很好。这主要是她勤劳贤惠，更重要的是，她出身贫苦，对革命有共同语言，能理解和支持我的革命工作。我父亲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我们父子经常吵架，天筠一直站在我这一边，暗暗帮助我。

1927年，我在西安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因为缺乏活动经费，便回家向父亲要钱，他分文不给。天筠悄悄告诉我父亲藏钱的地方，帮我偷拿出了十几个大洋。为此，天筠被我父亲赶出家门，在外整整冻了一夜。

父亲见丢了钱，大喊大叫，要打我，还声称要和我断绝关系。我无奈，要天筠和我一起离家投奔革命。她怕再不能回到老家，见不到亲人，有些犹豫。我说，你不走，我可再不回来了。她听说我再不回来，就立刻表示，到天涯海角也要和我在一起。

在西安，当时我没有住处，也没有工作，不但经济拮据，而且还要东藏西躲，其艰苦可想而知。建起大莲花池街7号的房子后，她除了承担家务外，还要负责看守机关，应付敌人的骚扰。一段时间，她被迫携带三个小女流落到潼关、临潼、渭南一带东躲西藏。不仅生活十分困苦，而且政治上也非常危险。

她为了革命工作，为了我的安全，为了抚育子女，个人做出了巨大牺牲。她小时家穷，不能上学。到西安后，她向我表示，想读书。我同意了。但只读了两个月，就因工作和家务繁忙，不能继续读下去。她阶级觉悟高，思想品德好，又有革命斗争经验，如果再有文化，她一定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每念及此，深感对不住她。

2.“新秦中吟”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7号院秘密机关的任务是很繁重的。由于我不能露面，不能让敌人在秘密机关里见到我，因此，所有一切家务，如有关衣食住行、带孩子，接待来往同志和对付外边查电表的、收房捐的，掏大粪的等等，全靠天筠一个人来料理。而最为艰巨的还是应付敌人。

李天筠最初参加地下工作时，不免有些紧张，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听到敌人敲门，心就怦怦跳。但经过残酷对敌斗争的锻炼，她很快就变得坚强、沉着、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对付敌人了。

通常是这样的：特务带着几个甚至几十个警察突然来搜查，一阵震耳的敲门声。我立刻停止工作，消除一切痕迹，进入地下室，这样我就安全了。但同时，一场严重的斗争在地上开始了。天筠抱起孩子，从容开门，只身应付成群的敌特。

敌人照例凶恶地吼道：

“你家的男人呢?”

“到上海去了!”

“干什么去了?”

“跑生意。”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当官的一挥手：“搜!”

于是，楼上楼下、地板房、卧室，乱翻一气。结果一无所获。

特务便命令式地说：

“听着，你家男人回来要立即报告!”

“知道了，只要他回来，我一定报告!”

然后扬长而去。

就这样，多年来，李天筠一直以女主人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应付过去了敌特的搜查，化险为夷。天筠同警特的对话，使我联想起杜甫的诗《石壕吏》。

我曾仿《石壕吏》,试作《新秦中吟》:

暮宿莲花街，敌特夜捉人。翁从地道走，主妇去开门。吏呼一何怒，妇诉一何苦。听妇前致词，翁去上海贾。三月无书至，生死音讯无。室中更无人，膝下两小女，长吏下令搜，东屋复西屋。搜毕不见翁，惟见一松柏。岿岿立中庭，不怕风雨恶。

3.在遇到突然袭击的时刻

在7号院秘密机关，我多次遇到敌特的突然袭击。最危险的要算1946年夏天的一次。

那天，天气特别闷热，坐在屋里就像坐在蒸笼里一样。吃过中饭一身汗，我要洗个澡，解解热。下午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干。

我们估计，敌人上午刚搜查过，中午恐怕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就在上房门后洗起澡来。不料洗到一半，从门缝透过竹帘望去，只见人影直晃，一个警官带领几个警察已经通过二门进到后院来了。赶上门口管警讯的同志有事出去了，没人报警按电铃。事情来的这么突然，我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天筠一个箭步从里屋跨出，生气地嚷道：

“我在洗澡，不要进来!”

这声音简直就像在对敌人下命令。敌人在门前停步了。

我当时也怔了一下。只见她把上衣的钮扣一解，迅速扒下脚上的鞋袜，把脚往水里一浸，换上一双拖鞋。接着就拖过孩子，脱光衣服，推在澡盆里。这才一面装作扣衣服，一面走去开门。

这个当儿，她猛回头发现我的一双鞋子还丢在那里，又连忙转回，把鞋塞在澡盆底下。

经过这一周折，我也就从容地躲藏起来。好险哪!差点被敌人抓住。

没有想到，天筠竟这样胆大机智，就像一位久经战阵的将军。

敌人一进来，劈面就凶凶地问：

“你男人回来没有?”

“没有回来。”

“为什么才开门?”

“我在洗澡。”

敌人望望澡盆，孩子正在水里玩得欢着呢!敌人无话可说了。

“搜!”敌警官一声令下，两名伪警很快地闯进各个房间，翻腾起来。除了从书桌抽屉里看到几封男主人从上海寄回报平安的家信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搜到。这几封家信，还是我们有意放在那里的。

敌人临走时，给女主人下了一道训令：

“你男人回来，立即让他到局子来一趟!”

“是，他一回来就一定让他去!”女主人的回答也很干脆。

就这样，在和敌人捉迷藏式的斗争中，多年来，敌人从来没有在机关内看到过我的身影面貌。

几次在7号院遇敌脱险后，我曾对天筠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向中央替你申请，授给你一枚胜利勋章。

她低头笑笑说：“功，我没有。我只不过是看机关、带孩子，受点苦，遭些罪罢了。要什么勋章?只要革命胜利后，大家不再受罪就行了。

谁知革命胜利后，她受的罪，甚至比解放前更大，所遭受的折磨更严重，每思及此，我深感有愧，因为这主要是我的问题株连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