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王超北4 秘密电台必须经常转移，这是血的教训！

出奇制胜建电台

血的事实教训了我们，秘密电台必须经常转移，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这是建立电台的一条基本经验。十年中，我们先后建立了八部秘密电台。

电台的建立，必须抓“奇”字。即依靠党同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出奇制胜”。

聪明的军事家，都懂得“出奇制胜”的道理。据此，我们提出把秘密电台建立在敌人的巢穴里。这也就是《孙子兵法》上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因为敌人想不到共产党的秘密电台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最不安全的地方包含着安全的因素，这是革命的辩证法。

我们建立的八部秘密电台，最早的一部，就是建在原西北行营主任熊斌的住处：“止园”。“止园”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被迫出走后，熊斌强占了止园的前院。后院是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情报处的老交通员秦治安和白俊生是好朋友。我就通过秦治安向白借用止园后院的一所西式平房架设电台。

敌人想不到，共产党的秘密电台竟会建立在西北行营主任的“家中”。因此，这部电台使用了半年，一直没有被人发觉。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我们竟在熊斌的卧榻之侧建立了电台。说句笑话，查起来西北行营主任熊斌还有通共之嫌呢!

后来，由于熊斌的副官看上了这间西式小房，用武力强占，我们才被迫撤出。

第二部电台是建立在我们的西安情报处机关内，即大莲花池街7号后院楼上的暗室中。工作了一年后，因觉得时间太长，容易被侦破，便主动改换了地方。

第三部电台，是利用曲折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伪陕西省第一无线电队的电台上。这部电台安全使用了二年多(1943年5月到1945年7月),后因敌对译电室生疑，在未被破坏前，主动撤出。

第四部电台建立在敌人的晋陕豫盐务总局的电台上。我们了解到，盐务总局电台台长胡家兆对国民党统治很不满，我和王释奇同志经常给他进步书籍看，向他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宣传革命道理。

最后提出，请他给陕北发报。他当场表示：“别的报，我不发!给共产党发报，我干!”

就这样，伪盐务总局的电台就变成了我们的第四部秘密电台。这部电台因机器功率大，且距敌侦察台较近，因此，被敌人破坏。电台台长胡家兆、机要科长王释奇和保卫科长梅永和因而相继被捕。胡、梅光荣牺牲。这是我们遭敌破坏的唯一一部电台。

第五部密台建立在伪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的电台上，地点在离西安五十里的咸阳。后因距西安太远，工作不便，同时又发现敌人已对我密台产生怀疑，乃主动撤出。

第六部密台建立在西安城内的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内，不久被军统局电讯侦察科发现。幸好侦察科内有一个同情我党的特务在与潜入陕西省防空司令部的我报务员师兆华同志谈话中透露了内情。我们即撤出。此时，正是三大战役时期，我们工作很紧张。由于电台的突然撤出和重新筹建，工作就更加紧张。

第七部电台是架设在东柳巷一号，李茂堂后院的楼上。李茂堂是中统局陕西调查室主任，与陕西省上层和敌特有很多关系。我们利用这种关系把电台设在他家。

这部电台就是中统局陕西调查统计室主任王克平向我秘密投诚时，交出的美制小型潜伏电台。这部电台使用到1949年3月，突然发生故障，后由台长师兆华用高价向国民党的管理机关买出一部25瓦特的收发报机，安全使用到西安解放前夕。

1949年2月中旬，突然接到情报：有人向胡宗南报告，说东柳巷一号可能是共产党秘密活动据点。于是，我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灭痕迹，转移阵地。

第八部电台，也就是最后一部电台，是师兆华利用社会关系，建立在陕西省电政管理局的250瓦特大型国际电台上。此台一直与中央联系到西安解放。

从1939年到1949年，西情处共向中央发电报2400多份，约30万字。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所以能一直坚持同中央的电台联络，一靠中央领导的正确，二靠群众的掩护，三靠情报工作者的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出奇制胜，胆大心细。

地下秘密电台，是最迅速传递情报的手段，但建立的难度也最大。它很难隐蔽。电台架设，安置天线，接通电源，发出电波等等，都不大好隐蔽。敌人又最注意秘密电台的出现，稍有迹象，就用全力侦破。建立、使用秘密电台，不仅难度大，而且非常危险，可以说是秘密工作之“最”。

敌人的巢穴，就是“白虎堂”,是碰不得的刀尖虎口，可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而我们就是偏偏要在刀尖上行走，在虎口中拔牙，在最危险的地方，干最危险的工作。我们认为，在危险的地方也有着安全的因素。一个革命者只要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完成最艰险的工作。

秘密交通线

情报搜集到以后，需要及时传递。当时，传递情报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电报传递，一是交通员输送。电传的优点，是迅速，及时，紧急的军事情报，如果没有电台，即使是最有价值的情报，也会因过时而失去作用。

无线电台在军事上的作用，彭德怀同志在宜川大捷后，曾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打仗不仅表现于人力、物力，同时也是和敌人进行时间的赛跑。打仗就是要抢时间，电台在这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电台传送也有局限性。文字不能太长，例如敌人的高级军政会议记录，成册的机密文件资料、图表，成册的武器弹药统计等等材料，就必须由地下交通员输送。为此，我们先后共建立了东路、南路、北路三条秘密交通线。

老交通急中生智

1939年，国民党开始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因此，从那时起，我们开辟一条去延安的东路地下秘密交通线，这条路线，是沿陇海铁路到华阴车站，渡过渭河，北经朝邑、澄城两县，过黄龙山至洛川旧县，偷越封锁线，进入边区富县，茶坊。

秘密交通线，除运送秘密情报外，并负责护送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及进步人士。我们先后护送了潘自力、张瑞华(聂帅夫人)、张琴抚等共约百余人去延安等解放区。

这条地下交通线是我和老交通员吴卜亭开辟的。吴卜亭是1928年领导陕西澄城县数千农民暴动、缴枪70枝，并迫使地方军阀赵桂堂逃离澄城县的农民革命老战士。土地革命时期，他曾被选为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吴是东路交通站站长。沿路设五个分站。交通员还有王悦信和朱官印、樊绪才、吴孝乾、王春顺、孙苟娃等。

因为吴卜亭当年在东府黄龙山区一带闹过革命，他对那条路线沿途的地理环境和群众，都很熟悉，加之他机智勇敢，所以能长途跋涉，过五关，斩六将，送过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

但没有想到，有一次，在西安却险些发生问题。

四十年代初，有一次，吴卜亭从延安仆仆风尘来到西安。到我家时已经九点多了。我觉得老汉太累了，就叫他在机关暂住一夜。谁知他刚睡下，外面就有人敲门。我连忙把他带来的文件收藏好，躲入暗室，留下我爱人李天筠应付局面。

敌人破门而入，气势汹汹地问：“你家几口人?”

李天筠不慌不忙地说：“我大(陕西东府一带呼父亲为“大”)今天从乡下来看外孙孙，刚到，我正准备明早去报户口，家里就多了他一个。”

两个警察提着枪，立刻冲进内房。天筠怕吴卜亭一时忘记了预先商定的应付办法，赶紧抢上前去，把门一拍：“大!大!警察来查户口了，你醒醒。”声调很自然，吴卜亭一听，心里就有谱了。他披上衣服，打着哈欠。门未开，敌人即闯入卧室，用枪逼着问：

“你从哪里来?”

“从乡下来。”

“来干什么?”

“来看外孙孙。”吴卜亭皓首银须，一身粗布衣服，一副标准的老农形象，态度很自然。

“你女婿呢?”敌人进一步追问。

“听说在上海做生意，我这次来正想看看他。”

“骗人，你女婿在八路军办事处。”

“这我没有听说过。”

敌人看抓不到什么东西，就喝道：“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一趟!”

“怎么,看外孙孙也犯法咋的?”

“少罗嗦!”连推带拉地把吴老汉带走了。

在警察局里，敌人认为吴卜亭是乡巴佬，就哄他说，你女儿说你女婿在上海，那是骗你的，你女婿就在八路军办事处里，你如想见他，明天去找他，他一定会出来同你相见。

吴卜亭装得很像个愚笨无知的“土包子”,故意顺着特务的话说：“那敢情好，我女婿如果在八路军办事处，那我明天就跟你们去找。”

第二天一早，敌人带着吴卜亭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门口空地上，叫吴去“八办”喊我。敌人立即对好照相机的镜头，准备只等我一露面，就按照相机快门。

吴卜亭到了大门口，竟昂然一直走进办事处去。敌人在外面眼巴巴地等了半天，又气又急，进去搜吧，又不敢，只好扫兴而回。

天黑后，吴卜亭化了装，从后门出去，搭上火车，又奔驰在东路交通线上了。

跨越巴山蜀水

为了加强同重庆方面的联系，又建立了一条南路地下交通线。为了开辟这条路线，1940年夏，我和李子健、吴卜亭、梅永和等集资合购一辆汽车，开办联益汽车运输公司，跑宝鸡至成都线的运输，以此为掩护。通过这条路线，把蒋胡集团反共阴谋的情报送到成都及重庆去。

南路交通线最早是武志平同志开辟的。志平早在红军时代，即是活跃于川陕间的著名老交通。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杨虎城部孙蔚如的38军少校联络参谋。1933年，他通过艰险的大巴山，完成了川北红军与杨虎城部孙蔚如军签订共同抗日反蒋的“巴山之盟”。事后被蒋介石觉察，因此，武志平受到蒋介石的通缉。

1934年7月，蒋介石给杨虎城一封秘密电报说：

据密报，有武志平者，自称38军参谋，住在川北西河口附近，替共匪充任交通，经常给共匪输送军火、汽油等军用物品，传送消息，仰即就近缉拿，送南昌行营审办。

这个电报实际上是将杨虎城的军。因此，孙蔚如将军表面上下令缉拿武志平，实际上加以保护。

1934年，潘自力同志奉中央之命去红四方面军，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他先由我陪同到汉中找武志平。再由武志平护送，跨过巴山蜀水找到红四方面军。

潘自力在《自传》中所讲的从西安去川北的路线，就是我们的南路交通线。

潘自力说：

1934年7月中旬，崔仲远同志通知我说：上海中央决定我去川北红四方面军，并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西安找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接头。我到了那里见了王超北同志。他告诉我去红四方面军的路线、接头办法，还给了我一份陕南的军用地图。

到了12月，王超北由西安来帮我了解了陕南敌军的情况，他并搞了一份孙蔚如、杨虎城、蒋介石通报的电报密码，让我带着去四方面军。

潘自力说的“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就是我的住处——西安雷神庙门5号，也就是上海中央特派员的联络站，对外是雍懋商行。商行的经理王祥初就是我。

武志平开辟西安至川陕之间的南路交通线，其事迹惊心动魄，富有传奇色彩。

五十年代，袁静同志曾写成小说《红色交通线》。去年，萧凤同志将其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巴山不了情》。有人还将其事迹写成秦腔《巴山之盟》。

武志平是一位跨越巴山蜀水非常出色的老交通。关于他开辟西安至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1986年9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9期，刊有武志平的《秦蜀日记》。

日记前面，《中共党史资料》编者加了一段按语，对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作了概括性的说明，今录如下。这是重要的党史、军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编者按：

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蒋介石在调动大军“追剿”的同时，命令西北军杨虎城部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合围红四方面军于西乡县西南巴山多山地区。

1933年，17路军主动派武志平去川北联络，不久，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陕南东起镇巴，西至宁强，沿大巴山数百里之线均为17路军杨虎城部队防线。互不侵犯协议的达成，对红军集中兵力以对付主要敌人无疑是有利的。

在此期间，由西安至川陕苏区建立了地下交通线，用以传递我白区党组织与川陕苏区之间的情报，护送来往人员和运送各种物资等。

武志平同志当时公开的身份是17路军38军的参谋，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他自始至终参与了上述活动。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共十余万字，记录了当时许多重要的史实。是研究党的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摘要发表的仅是17路军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和建立秘密交通线过程中的主要部分。

踏破千里封锁线

东路交通线，绕道太远，路不好走，加上吴卜亭年岁已大，因此，抗日战争后期，我们又开辟了一条北路交通线。

这条线，从西安经咸阳、三原、富平、耀县至铜川，然后越过封锁线，经柳林至马栏镇———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所在地。

这条路线是杨济安同志(现在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研究馆员)开辟的。西情处的史剑北、史乾就是跑北路的交通员，著名老交通员梅永和、李庚申(化名耿琛)也曾跑过这条路线。耿琛同志有时还替中共西安市工委跑交通。

杨济安，陕西铜川人，父亲是铜川县参议会议长，是县上有正义感的著名士绅。他1944年高中毕业后参加了西情处的工作，担任这条线的地下交通。

杨济安为开辟这条线，费了很大的周折。头一趟跑这条路时，到了铜川县的史家原，停住了，因为再往北，就是韩古庄，那就是千里封锁线了。

所谓千里封锁线，就是东起黄河西岸，西接甘肃、宁夏的一条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

是胡宗南按照蒋介石江西“剿共”的碉堡封锁办法而建立的，在封锁线上，碉堡层层林立，日夜有武装巡逻，每个来往行人，都需经哨兵的严格搜查。只要稍有怀疑，货物就会被没收；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则会被扣押送劳动营折磨或秘密杀害。

当时，杨济安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第一次接受任务跑交通，是大姑娘坐花轿——第一回。到了史家原，不知道怎样过封锁线，就住在他舅舅家，打听过封锁线的办法。

杨济安有两个舅舅，大舅叫史乾，是位忠厚朴实的农民老把式，二舅叫史剑北，比杨稍大几岁，也是我们西情处的情报员，现是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离休干部。

史乾见杨一个劲儿地问过封锁线的办法，便问杨，过封锁线那边去干什么。开始，杨不敢实说。史乾从济安的言谈中，知道点意思了，就直截了当地对杨说，像你这样的学生娃子，想过这道封锁线，太危险了，如果信得过舅舅，舅舅替你去。

杨济安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自己的舅舅是位受苦的农民，为人很实在厚道，就把实际情况告诉了史乾，并且把送的东西及到边区马栏镇后的联系办法也都谈了。

史乾是经常驮盐到关中做点小生意的老把式，过封锁线有经验。不过送情报与驮盐大不相同。送情报风险大，必须处处谨慎小心，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史乾同志虽然是位普通的农民，但他很能应付敌人。

有一次，他送的情报写在薄纸上，折叠起来藏在火柴盒的底层中。过封锁线时，敌人把史乾同志全身连内衣都搜查遍了。

史乾同志很机警，把火柴盒拿在手里，随手递给搜查的“哨兵”一根好烟，从火柴盒中取出一根火柴，替哨兵点火。哨兵被香烟吸引住了，丝毫没有注意火柴盒中的秘密。就这样，那份绝密情报就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了封锁线。

又一次，史乾到了马栏，把情报交给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同志。汪锋同志交给他一个用油纸密封的小包。并告诉史乾，这是极端重要的东西，千万不能丢掉。

史乾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他原先藏在大腰带里，快到封锁线时，他觉得不保险，便把它藏在布袜子底上。那时乡下农民的布袜子像靴子。

到了炮楼，国民党哨兵大声吆喝：“站住!”接着，哨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从碉堡里出来搜查，先搜牲口的驮子，然后搜人身。敌人叫史乾解开大腰带，脱下棉褂子，直摸横捏，乱抖擞。

接着要史乾脱鞋。眼看担心的事要发生了。史乾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但装得若无其事。他慢慢地脱下鞋，穿着袜子站在地上。

哨兵恶狠狠地说：“把袜子也脱下来!”

史乾心里一惊，马上想到，要沉住气，急中生智，不慌不忙，用手捏住袜子硬底，连同油纸包一块脱下来，并把臭袜子挨近哨兵的脸，故意抖了抖，哨兵闻到袜子的脚臭味儿，直皱眉，厌恶地转过脸去，喝道：“快滚!”

就这样，史乾顺利地通过了鬼门关。

那个油纸密封的小包，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包的是中央给我西情处的密电码。这个密封小纸包可牵扯到西北全局的大事呀!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们建立了两条通向延安的秘密联络路线。一条是天上的红色电波，一条是地下的红色秘密交通路线。互相配合，以保证情报信息的畅通。

十年中，除电报外，共向中央送去敌人高级军政会议记录，敌军各种武器、弹药、主官姓名、部队番号、驻地、代号、军事装备等资料文件数十册，输送革命青年及干部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