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救援队“退”与“进”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救援队员在安置点访问当地灾民。（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11日《南方周末》）

此次出行，中国民间救援队将面临疟疾、霍乱等疫情的威胁，还需要独立负担救援费用，更大的挑战是：人数不超过5人的民间救援队在非洲当地如何发挥专长？远赴万里的救助价值究竟在哪里？

2019年3月14日晚，强热带气旋“伊代”率先登陆莫桑比克，随后转向津巴布韦和马拉维，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成为南半球迄今最为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等多个机构和莫桑比克政府共同呼吁国际社会进行援助。

在距离莫桑比克9700公里外，深圳居民金洋成为这一呼吁的积极响应者。金洋有两个身份，正职从事芯片研发、软件设计，同时，他是深圳公益救援队的救援队员，近十年参加过多个紧急救援事件，对灾情判断更为敏感。

2019年3月25日，中国政府派出65名中国救援队队员奔赴莫桑比克实施国际救援，两支中国民间救援队也先后出发。摆在金洋与队友面前的问题是，“伊代”巨灾下，他们要不要去非洲参加国际救援。

参与国际救援并非易事。此次出行，中国民间救援队将面临疟疾、霍乱等疫情的威胁，还需要独立承担救援费用，更大的挑战是：人数不超过5人的民间救援队在非洲如何发挥专长？远赴万里的救助价值究竟在哪里？

2008年汶川地震时，作为志愿者，他没有奔赴前线，留在成都为大量民间组织提供救援信息，促进有序救援。后来，他投身公益，专门为灾害救援提供信息服务，和国内救援队保持密切联系，近年来，卓明多次响应国内外的突发灾害。

2019年3月18日21点45分，郝南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idai热带气旋津巴布韦洪灾，想参与找我报名”，群里有多家民间救援队负责人，这些民间救援队多数和卓明一样，由参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创办，十多年来日趋完善专业，其中包括深圳公益救援队。

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与莫桑比克接壤。距离灾区数百公里的ManaPools国家公园，是北京平澜基金会在当地的反盗猎项目地。郝南试着联系北京平澜基金会发起人王柯，“我们正准备出发”，对方告诉他。

津巴布韦时间3月18日下午2点，北京平澜基金会启动“伊代”飓风灾害响应，志愿者张广瑞、胡英健与司机、翻译共四名人员组成救援工作组，携带橡皮艇、水域救援装备赶赴津巴布韦RUSITU灾区。

当天晚上，莫桑比克总统纽西乘直升机察看灾区后称虽然官方数字是84人死亡，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莫桑比克至少死了1000人，10万人身处险境中。随后，莫桑比克政府正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目前，全球参与海外救援的救援队伍都在联合国人道主义救助协作平台VOSOCC（虚拟现场作业协调中心）登记报备，中国救援队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受灾国家的救援通道相对开放，这一信息极为关键。2018年印尼海啸国际救援时，中国的救援队伍就受限于当地政府的各种要求，未能深入灾区。

灾区主要需求是什么？先遣小组如何配置？物资运送会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将这些信息集合称为“路书”，内容大自国家概况，小至当地的住宿地址、所使用的货币、饮用水等等。

莫桑比克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热带气旋“伊代”对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志愿者李美姿真正对上述“毁灭性的打击”有切身体会，源自一位当地华人。灾后第三天，李美姿通过微博上华人华侨发布的失联信息找到她，她在贝拉开设的华人餐馆完全垮塌，停在旁边的汽车也被砸毁，当时停电停水，通讯中断。李美姿刚开口，她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诉说。

李美姿很快被拉进近500人的莫桑比克华人互助群，互助群在灾后一天组建，后更新为“莫桑比克灾后救助志愿者”群，群里汇聚了来自莫桑比克各个地方的华人。在语言不通、条件落后的异国救援，这个华人互助群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邱千里在贝拉返回马普托途中，在互助群里，他告知深圳公益救援队的信息员，主要通道N6公路部分路段已被洪水冲垮切断。而中建莫桑比克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则提供了N6公路预计在24日正式通车的信息，“后天再过大车最稳当”。

2019年3月24日，深圳公益救援队四天时间制作完成“路书”，这份路书包括灾情概要、事件经过、灾区国情、地形描述等概要信息，也提供前往香港机场的司机联系方式、莫桑比克手机卡更换、当地衣着、当地华人联系方式等出发前的所需信息。

这些救灾信息很快进入了中国救援队共享的信息洪流，将成为参与当地救援的重要依据。

“到达马普托的队伍，请在出发去灾区前参加OCHA（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的每日灾情通报会，每天11点在UNDP办公室。”

2019年3月24日起，郝南和志愿者们每天整理出国际人道救援的协作信息，翻译后发至国内协作群。

熟悉国际人道主义响应体系的郝南介绍，参与国际救援的队伍需要在这个分工协调机制下运行，找到自己能做的，该做的，“联合国的协调体系里有很强的分工”，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机制下，每个专业方向的人不多但是每一个都不可替代。

此刻，深圳公益救援队已将VOSOCC上的状态升级为“待命”。“友队”公羊会国际医疗队在北京时间3月24日出发了。3月25日，中国国际救援队65名队员携带20吨搜救、通讯、医疗等救援设备、物资抵达莫桑比克。3月31日凌晨，北京平澜基金会派遣第二梯队工作组，共五人，携带防疫、消杀、净水等近一吨救灾物资抵达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他们携带两套净水设施，相当于两座小型自来水厂，每天能够净化24吨水，提供近8000人的日常饮用水需求。

抵达灾区贝拉城已是4月2日，他们在OCHA设立的协调中心报到后，并未受领任务。北京平澜基金会秘书长王英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联合国协调中心及当地政府的配合并不完善，所能提供的霍乱灾情信息、当地受灾信息也非常有限。之后，平澜基金会的救灾工作小组并未编入联合国组织的行动队伍中。

“像个插班生。”郝南说，中国的民间救援队对于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者而言还是太陌生，他们“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彼此不够了解。

而民间救援队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当地华人华侨提供的全方位支持。

早在3月22日，华人互助群整理的募捐物资发往重灾区，首批三个货柜。前往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要提前准备疟疾药品，紧急出发的公羊会救援队员在前往莫桑比克的飞行途中，志愿者在华人互助群里，找到当地华人诊所，购买了100支青蒿素。“救命药啊”，国内救援队的协作群里有人回复。

公羊会国际医疗队抵达后，当地华人华侨帮助通关、转运物资，协助公羊队驱车5个小时进入当地重灾区Lamego村，开展医疗巡诊服务。

中建莫桑比克有限公司两支救援分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断行的k191桥原定4天内通车，中建救援队两天两夜修好道路。K203段出现长达两百多米的缺口，计划7-10天内完成路段合龙，中建救援队3天时间完成。

2019年3月23日下午，莫桑比克国道N6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打通生命通道啊。”郝南说，这是国人在这次救灾中最重要的贡献。

2019年4月3日，北京平澜基金会的救灾工作组在莫桑比克华人华侨的帮助下，沿路寻找安置点，与安置点负责人直接沟通后，陆续在4个安置点进行消杀防疫的工作。

早晨6点，队员们起床吃早餐。莫桑比克福建同乡会的华侨开车到驻地送他们去OCHA，开完例会后，开展一天的工作。因当地近期发生多起枪杀事件，本地人建议他们晚上6点应该回到驻地，但他们一般工作至晚上8点。

北京平澜公益救援队员在TICA营地做消毒杀菌的防护保障工作。（受访者供图/图）

他们分析了队伍的情况，考量已经非常清晰：首先要保障队员自身的安全问题，莫桑比克的疾病情况比较复杂，黄热病、疟疾高发，他们没有像“国家队”那样进行周期性的疟疾疫苗注射。

此外，深圳距离莫桑比克上万公里，运送物资的人力及资金耗费过大。“我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必须把消杀防疫的装备空运过去。”金洋说，他们需经由约翰内斯堡转机至马普托，再由马普托飞往灾区，落地转运手续面临诸多问题。

2015年尼泊尔地震时，深圳公益救援队首次参与国际救援，他们没有和机场做好物资安排，包括发电机、液压破拆钳等大批装备都滞留在机场，极大地限制了救援队在灾区的工作和行动能力。

作为公益组织，他们还缺乏资金。金洋预计派出先遣队伍及第一梯队，总人数在10-20人之间，每个人的单程交通费用在一万元左右。他们还必须自带给养，不给灾区增加负担，加上救援设备，物资运输费用也是一笔庞大开销。

“我们储备的单笔紧急救援费用在20万元以内。”北京平澜基金会秘书长王英颉坦言，他们的资金也不充足。在确定出队援救后，北京平澜基金会于3月25日在网络公益平台上发起紧急募捐，项目预算包括“灾民安置、防疫消杀、救援装备、减防灾能力培训等”，目标筹款额为一百万元，出发前，成功完成募捐目标。

“已经好很多了。”王英颉说，三年前他们发起津巴布韦反盗猎项目的募捐，下面的留言是“吃饱了撑的”，“国内还那么多事没做”，骂声一片。

但在全球的国际救援行动中，这仍是“入门级别都不到”。郝南分析，具备“中国国际救援队”此次出动的规模——65名队员，20吨物资，包机过去才能产生较大的作用。据统计，中国国际救援队此行共治疗3337人，清洗消毒33.08万平方米，为当地几千名灾民发放急需的食品、药品、饮用水等。3月28日晚，中国国际救援队作为唯一的国际救援队伍代表，受到了莫桑比克总统纽西接见。

那么，民间救援队历经种种难关，奔赴一线的意义何在？

“对国际人道援助的参与，以及对在国内做好救灾，有很重要的意义。”郝南在朋友圈感叹。

他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每天的简报中，看到中国民间救援队的工作情况出现其中，称此次救灾也是我们深入联合国与国际网络内部，了解人道主义援助如何运行的实质进步，“又一个观察了解国际灾害应对体系运作的绝佳窗口”。

VOSOCC协调机制也曾运用在国内的紧急救援中，郝南介绍，九寨沟地震救援时，他们曾帮助协调220支民间救援队伍报名救援，报名表单的设置即参考了国际救援中的协调机制，是多次实战验证的有效救灾经验。

目前，国内民间救援队多数在2015年后正式参与国际救援，与国际顶尖救援团队相比，差距较大。救援考验队员的个人能力，也考验团队的协作机制，这些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准备工作，日常的基础工作成本不亚于单次一线行动成本。

参加过印尼地震海啸救援、老挝水库溃坝救援、伊朗水灾救援的深圳公益救援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他们在灾害救援预案、信息搜集、人员召集、物资准备方面已有较完善的流程机制。“我们的国际救援行动机制越来越细致。”金洋说道。

而对于90后志愿者李美姿来说，国际国内救援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救人”。灾情响应的一周里，她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信息，多次熬夜至凌晨，但她拿到《现场行动协调中心指南》一书时却觉得“美滋滋”。